来源：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第10期。
在纪念82宪法30年之际，本刊采写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的修订过程，也回顾了那个时代中共领导人经历文革十年苦难后，对中国民主法制之路的思考和探索2012年3月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一份关于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的议案引发关注。司法审查、设立宪法法院、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现有宪法制度框架下如何加强违宪审查等都被提出来。
这一稿用一节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事项，其中第七条的第三项规定，全国人大职权之一就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又将这个职权具体地赋予了宪法委员会。到1982年4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并交付全民讨论中，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实际上，在当时无论你搞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见得。9月1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成立并开始工作，许崇德是成员之一。许崇德回忆，1983年，即宪法通过刚一年后，王叔文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向六届全国人大会议提案，建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立宪法委员会。
9月22日，秘书处部分成员就宪法结构问题的讨论中，就包括"监督宪法的实施"。有的国家设立了宪法法庭或者宪法委员会（彭真插话：外国只是一部分国家有）。当时重庆的官方媒体对打黑的报道就是使用这一专政理论，称重庆铲除黑恶势力是向公众表明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政府绝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强权践踏法律和社会秩序，损害人民利益"。
一切不利于打黑的声音都必须消失，在网络上发帖对打黑稍有异议者就被送去劳教。铁碗权力在中国永远都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官员也乐于表现自己说一不二的魄力和权威，城市规划一定是大手笔，城市改造必须大拆大建。一种流行已久、且至今生效的理论，对少部分人实施打击正是为了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官制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必须引入民主选举和竞争，把选择权交给人民，没有民主选举和竞争机制嵌入的改革，无论是枪毙文强，还是拿下王立军，都不可能使不堪的官场现状有丝毫改观，更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官场价值观以及基于这种价值观之上的政治体制。
他组建了一支新闻宣传队伍，他为新闻宣传定调，他统一报道口径，他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他亲自审查稿件，他向新闻界提供有关重庆打黑和警方报道的新闻通稿。王立军不同，他集大人物和小人物于一身，我们从他身上既可以感受到作为直辖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气焰高涨的权势，又可以体会到他作为恩主家奴的卑微。
王立军的意义在于，不但体制塑造了他，而且他也充分适应体制，两个方面恰到好处地结合使之成为体制的宠儿，而最终又成为囚犯，完成了一个官员极有典型意义的人生经历，因此他身上集中了体制的全部电码，是体制的最佳标本。低调是时下官场的流行风格，它背后的理由可能各有不同，但又彼此心照不宣。一个高调、稍事张扬但分寸把握得当、略显另类的官员，这时倒更能获得组织的特殊青睐。能力有各种各样的，科研能力，学术能力，创新能力，包括了十分广泛的方面。
他英勇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带去的记者拍摄了下来。翻译这本王氏电码就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体制的全部病症，看清改革的路线，就像一位熟知病人情况的医生知道如何进行外科手术一样。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信任体制但又尽力维护着体制，目的只是从体制中最大限度地榨取自我利益。那位把自己总装在套子里对任何违反和偏离官方规章的事都忧心忡忡、对任何新事物都神经过敏的中学教员使整个小镇的人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
王立军不只是一名优秀的公安局长，也是一名出色的宣传部长。但二人的官场人生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打黑英雄，他们都犯有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他们也都与不少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生产"大会战"是毛泽东时代最常见的场面，各式各样的运动更是在大陆中国不间断地上演。人们认为，薄、王在重庆是文革复辟，但其实所谓"重庆模式"并没有脱离现实政治的基本模式，不但唱红一直和政治保持着联系，而且运动的方式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重庆的共富工程和各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并无区别。
对魄力、权威和工作效率的追求，使他们中一些人迷恋于极端手段。进入专题： 王立军 。山城重庆成为了一座警察城市，王立军的权势炙手可热，他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意志。生活圈子远比单纯的"工作圈子"重要，只有生活圈子才构成真实的权力圈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形成权力体制的左膀右臂，文革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只是现在在机构设置上已经固定，在人事布局上已经定型。2009年6月3日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枪案成为王立军拉开重庆"打黑"序幕的契机，两天之后，即宣告第一批黑恶团伙的首犯落入法网，紧接着，随着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黑势力的首犯，一批黑势力团伙相继进入公众视线并被灭掉。
一二百年来，在竞争执政权的过程中，政党活动产生了一套与公众期待相一致的政治伦理，包括：把促进国家利益作为共同准则，党内对一套共同原则的认同，党派竞争超脱卑劣自私的宗派斗争，允许分歧和宽容异见，以坦荡与和平的方式争取权力，尊重少数的权利，政治与财富相分离等等。陈永贵、王洪文、张铁生是另一个时代的成功者，他们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只有在那个变幻莫测、但又定于一尊的时代才能造就，随着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的谢幕，他们的政治人生也就谢幕，他们独一无二的成功也不会再现。
王立军的行事风格一方面极尽夸张之能事，另一方面又夸张而不显荒诞，夸张而凸显个性。运气、能力从来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凡权力所及的地方都是他们表演的舞台，他们所有能调动的各种社会资源都是他们的表演道具。为了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破获大批大案要案，他私设令人恐怖的打黑基地，重用酷吏，动用酷刑，直至2009年关押了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他说，"对这些流氓律师不能客气，坚决打掉"。
同上司吃吃喝喝的能力，善于领会上司意图的能力，为领导跑腿的能力，都是需要具备的最基本功，但只有这些能力，虽能获取小成，终究难成大气。事实证明，他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己。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以徇私枉法、判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王立军15年徒刑，而3年前的9月26日，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罪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文革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治，人治没有改变，文革就没有死去。
王立军的成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专政理论不但与"依法治国"水火不容，而且给人民的道德认知能力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它使民众失去了对自我利益之外的他人利益的应有同情和关心，它实际上教导人们的是这样一种狭隘的生活哲学，只要自己不是被打击的一小撮和极少数就万事大吉，它也严重阻碍了人民的法治意识的形成，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强权保护之下。
不难想象，有时在表面的低调下则是隐藏着胆大妄为的腐败。在政治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创造物，在我们身上有深刻的体制烙印。
在这种生态中，个人利益至上，人们践踏法律，蔑视人权，总之，它缺乏最起码的政治伦理。他的道具是警察，武警，冲锋枪，越野车，装甲车，还有打手。
公安部门经常性地开展各类专项斗争，如追逃专项斗争，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打黄扫非专项斗争，王立军不但亲身经历，而且具体部署、指挥、落实，每次都重拳出击，积累了丰富的运动经验。从他擅长表演的人生来看，这是他堪称神来之笔的颠峰之作。在精通所有引导和管理舆论的方法并炉火纯青地加以应用方面，他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省市的宣传部长。在当代中国仕途的跋涉中，某些能力特别重要，要而言之就是适应体制的能力。
正是对形式的特殊偏好，使当局热衷于追求声势浩大的场面，运动于是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王立军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他进入重庆市主要领导人的私人生活之后。
圈内成员呈现等级秩序，构成上下依附关系。2010年他获得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称号
什么人成功，用什么方式获取成功，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他组建了一支新闻宣传队伍，他为新闻宣传定调，他统一报道口径，他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他亲自审查稿件，他向新闻界提供有关重庆打黑和警方报道的新闻通稿。
